光明日报,浙江社科网

· 2020-05-15 07:29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十八大又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根据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公共管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又包括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其他组织。高校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作为职能和使命,有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社会公益性。既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又是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的服务型管理就是指按照高教工作的客观规律,围绕履行高校职责而进行的、通过创造条件为师生员工提供服务来实现发展目标的综合管理。

【论教·中国特色高校之道】

依法治校是高校管理变革的必然趋势,是高校管理走向科学化、制度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依法治校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实践,是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客观需要,更是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要求。当前高校法治观念与依法管理意识还较为薄弱,依法治校的制度与措施尚不健全,依法治校还未成为高校自觉行为,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尚有一定的差距。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教育方针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制约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和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如何破解高校依法治校中的难点,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依法治校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社会转型和高教事业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在“量”的外延规模不断扩张,但“质”的内涵提升并不同步,从而对高校内部管理水平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如何处理好行政和学术的关系,如何推进依法治校等现实问题,仍需要高校通过内部不断深化综合改革来给出答案。服务型管理以实现高校社会职能为宗旨,通过增加透明度和满足诉求来提高管理服务水平,体现了深化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可以有效促进高校内涵发展。

当前,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稳步推进及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迫切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校,以转变高校发展与治理理念,构建政府、高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调整高校、教师、学生各方权利义务,引领高校综合改革。但推进依法治校是一项关涉高校内外根本变革的系统性工程,既涉及高校体制机制,又涉及各方思想认知,更涉及师生切身利益。因此,必须以体系化的视角来解构高校依法治校的要义、实质及路径。

树立法治理念是依法治校的现实基础。作为高校师生,应当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实际行动促进我国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树立法治理念,首先是崇尚宪法和法律。师生要在灵魂深处,树立起宪法和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其次是自觉守法。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在推进依法治校的过程中,只有遵纪守法,才能获得人格与精神层面的自由和尊严。再次是高校管理者要严格执法。作为高校管理者,应该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大学章程和学校规章制度办学治校,坚持公平正义与合法合理理念,妥善处理好涉及师生员工现实利益的诸多焦点热点问题。最后,高校对校园内的违规违纪案件要依法裁定,在此过程中,要避免人为因素和违规操作,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记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命题,这对普通高校推进依法治校有何重大意义?

高校服务型管理的原则

依法治校的五维图景

健全法治机制是依法治校的有力保障。遵循大学章程,健全高校决策、审议咨询、指挥执行、监督保障机制,是新时期高校依法治校的当务之急。在健全决策机制中,要厘清重大事项决策、行政事务决策、学术事务决策和一般事务决策之间的区别。高校管理层要清晰地认识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管理机制中,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工作,党委全委会、常委会对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管理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事项进行决策;校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校务会议对学校行政事项进行决策。在健全审议咨询机制时,应实行重大问题审议咨询制度。而学术委员会应对学科专业建设、教学科研规划等进行审议。在健全指挥执行机制时,要做到合理定编,因岗定责,按责定酬,按章办事。在健全监督保障机制时,要根据法律法规及各高校的大学章程,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各种权力加以规范和约束。所有这些,关系到高校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高校要支持并保障纪检监察审计部门,依法行使纪律检察权和监督权。

黄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高校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对于高校师生员工尤其是高校管理者而言,深刻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基本原则、重大任务和基本要求,切实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其最终落脚点有三:一是加快推进依法治校进程,发挥法治在学校管理中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提高学校治理科学化水平;二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三是适应教育发展新形势,维护学校、教师、学生各方合法权益,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教育现代化。

服务型管理强调服务是管理的本质,从为师生提供服务的途径来加强学校管理,用服务效果最优化促进管理效果的最大化,在不断完善服务的过程中体现创新精神,并以此作为促进高校发展的持续动力。服务型管理的核心价值是追求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和师生正当的个体利益并不矛盾,而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师生个体价值的实现会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公共利益的实现最终会惠及每个师生的利益。所以,服务型管理不仅使集体主义居于主导地位,而且也凸显了以人为本的内涵。

高校的使命和责任,使其远不能满足于作为一般社会组织的守法要求的担当。依法治校既要汲取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的给养,又需引领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考察世界各国高校的依法治校实践可知,发达国家各高校推进依法治校的基本要求为:一是教育法律属于善法,高校制订的规则完备而良好;二是高校在实施管理与提供服务过程中坚持程序正义;三是教育法律及高校规则被信仰,具有权威性;四是教育法律及高校规则得到有效实施。除具备上述四项要求外,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坚持党委领导,是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及各高校章程确定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根本管理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题中应有之义。据此,我们可以勾勒出我国高校依法治校的五维图景:

优化治理结构是推进依法治校的根本前提。当前必须优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其治理机制之优化,首先是理顺管理职能,实现内设结构均衡化。根据“谁主导、谁参与”的原则,在大学章程中予以具体明确,使各种公权力的行使有章可依。其次是恪守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主要是指校院机关、处室发布的信息必须全面、准确、真实。以学校名义作出的各种决议决策,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就没有公信力可言。再次是坚持信息公开。依照“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凡是需要师生员工知晓并执行的校规校纪等信息都要公开,但凡牵涉到师生利益的决议规则,在制定和执行中,高校管理层应当充分调查研究,通过教代会、学代会等途径,广泛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建议,确保决策科学、公正、合理。

换言之,加快推进依法治校进程,最大限度实现高校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民主化,是高等教育率先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根本保证。

服务型管理要求公平公正。校务公开、信息透明是公平公正的前提。公开透明的过程、公平公正的结果会提升各级组织和管理者的公信力和被管理者的信任感,激发师生的参与热情,推动学校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只有师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中,他们对公共利益的重视才会超过对自身利益的重视,从而使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协调统一,担当起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责任。

第一维,依法治校应是党委领导之治。

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是依法治校的关键举措。高校管理中的各种制度建设质量的标准,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考量着高校的综合管理能力和水平。概而言之,高校制度分为基本制度、一般制度和具体制度三种类型。而衡量大学制度的质量高低,主要体现为: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遵循并反映高等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制度内容具体、明确,具有可行性。高校提高制度建设之质量,要结合高校现状,从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制定各项制度。而师生参与程度,则是衡量制度建设质量的关键。目前,高校应该在制度建设中“啃骨头”:首先是公开征求意见和听证制度,其目的是确保制度能充分反映师生的意见和诉求;其次是专家教授审议咨询制度、争议纠纷处理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等等。

记者:今年10月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将对大学依法治校产生怎样的影响?

服务型管理是责任管理。学校赋予校内各单位及师生相应权利,使其承担各自责任,实现组织和个人的责、权、利对等。放权原则使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趋于平等,打破学校原有的由行政管理部门掌控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的行政本位模式,避免权力集中。

“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在推进依法治校过程中,党委领导处于最高位阶,发挥统摄行政权、学术权与民主监督权的作用。党委领导与依法治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推进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实现辩证统一,其基石与连接点是师生利益、师生意志。党委作为高校的领导核心,履行党章等规定的各项职责,把握高校发展方向,决定高校重大问题。对于我国高校而言,既要把依法治校的要求融入高校党委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中,在依法治校推进过程中加强和改善党委领导,善于使党委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办学方向,又要将依法治校根植于高校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为高校的发展实践提供制度保障与规范指引。

培育法治文化是依法治校的内在需要。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人的影响是无形而深远的。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大力培育法治文化,对于提高师生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自觉遵纪守法具有现实意义。高校开展法治文化建设,要与普法宣传教育相结合、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与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开展法治文化建设,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法治文化建设规划,明确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与目标任务,同时还要成立组织领导和工作机构,从而为深入开展法治文化建设夯实基础。要分层次开展法治文化建设。如高校两级党委中心组要围绕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全面推进依法治校进行集中专题学习研讨。对于高校师生员工,除了宣讲法律知识之外,要以“宪法日”为契机,举办法律法规知识竞赛、法制主题文艺创作与汇演等多种宣传教育活动。

黄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党对高校领导的根本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必须毫不动摇、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绩效管理、考评是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服务型管理要求每个组织和个人都有明确的目标任务和相应责任,用绩效目标来衡量履行的责任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用绩效来管理、评价、考核服务型管理工作,不仅能随时发现偏差和问题,而且也可以逆向追踪影响绩效的因素,并及时做出调整和改进。

第二维,依法治校应是良好规则之治。

今年10月,中央根据高等教育及高校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及时出台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再次明确党委总揽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校长在党委集体领导下依法行使职权。《实施意见》针对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了具体解决措施。

服务型管理是规则管理,必须体现依法治校。《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为高校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法治原则要求高校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创造自由、平等、公正的育人环境,遵循正当程序、合理行使权力、明确法律责任,使学校决策与行为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保护师生的可期待利益。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同样,立善法于一校,则一校治。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法”而治是无法实现“善治”的,所以依法治校的精神不仅在于依“法”而治,而更在于依“良法”而治。对于高校而言,“良法”除了处于上位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规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依据上位法落实办学自主权而自行制订的制度。高校良好规则应体现在逻辑体系一致性、完整性的“形”与价值基础正当性、合理性的“神”兼具。具体而言,在内容方面,高校的制度必须合乎最广大师生的意志和意愿。正所谓“民之所欲,法之所系”,虽然在制度制订过程中利益诉求的争执与博弈必不可少,但高校应努力避免规则制订的部门化,通过程序的合理设置在制度中确认师生的利益。在价值方面,高校的制度必须符合公平正义并促进师生的公共利益。一项制度的出台如无正当理由免除自身责任、减损师生主要权利的必定称不上“良法”。在形式方面,高校的制度必须具有科学性。高校规则的制订应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演进的规律,代表高校综合改革的发展方向。既同上位法保持一致,又在制度体系上形成逻辑自洽。

《实施意见》贯彻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保证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高校服务型管理的模式构建

第三维,依法治校应是正当程序之治。

依法治校的实践:四大核心任务

文化系统对师生人格培养和学校精神形成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以服务为核心的高校文化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办学的使命和愿景。通过明确核心理念,建立独具特色的以服务为核心的学校文化,对外增强学校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对内强化师生的凝聚力。二是在核心理念的指导下设计行为规范和服务标准来调动服务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和热情,促进师生积极参与学校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三是学校文化的表现形式,其中校训最能反映学校精神。高校要继承历史形成的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氛围,建设体现时代要求的大学文化,以此激励师生为实现目标而奋斗。

“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在我国,受传统“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无论是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还是高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活动,按程序办事的意识普遍淡薄,正当程序的观念亦相当落后,由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等因程序不当而导致高校败诉的一系列案件可见程序不当或程序瑕疵在高校内部管理之普遍。高校享有办学自主权不意味着可以不遵循正当程序原则,不体现合理性,程序问题一直是司法审查高校办学行为合法性的重点。可以说,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是依法治校的关键和核心之所在,高校应在办学中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把正当程序原则引入到管理、服务各个领域,注重运用民主、听证、告知、送达、内部救济等程序制度,实现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与服务的法治化。

记者:请结合贵校实际介绍依法治校的具体内容。

组织系统不仅起着领导和组织的作用,而且还是实现目标的责任主体。首先,组织系统要最大化地体现服务意识、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这就要求各级各类组织必须从权力型转变为学习型组织。通过学习形成思想自觉,进而在实践中变为行动自觉,这样才能在服务型管理中不断创新。其次,要减少结构层次,尽量做到扁平化。这不仅可以减少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也可使信息传递快速、准确,从根本上建立服务型管理的体制和机制。最后,任何有利于提高学校管理服务水平的社会资源都可以整合到该系统中。高校要在教学、科研和招生就业等多领域以创新思维整合社会资源为其服务,如设立理事会、校友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校内组织不可替代的。

第四维,依法治校应是德法兼顾之治。

黄斌:我校在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根本前提下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四大核心任务在如下几个方面推进依法治校。

调控系统是服务型管理有效运行的保障,包括调节机制、法律控制、制度控制和绩效控制。调节机制指在高透明度、广泛参与的背景下,对建议意见和多元诉求做到统筹解决、协调发展。法律控制要求高校完善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使每个掌握学校资源的个人知法、懂法、敬法。强化内控执法,使国有资源不浪费、不流失,管理服务人员不失职,不渎职。制度控制是指高校要充分重视章程建设并做到按章办事。同时要建立健全配套的条例、守则、标准等,真正做到规则管理、规范服务。绩效控制要确立明确的、可衡量的绩效目标。绩效内容既应该包括服务工作的成效和效率,也包括服务工作的能力、态度、修养、个人素质等。这种既重视服务过程又重视服务结果的绩效控制,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高校治理就尤其需要道德和法律协同发力,建章治校与立德树人不可分离与偏废。法律的权威树立与信仰养成有赖于道德支持,高校师德、学风等培育也离不开法律约束。在推进依法治校进程中,必须强化道德教育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发挥道德的教化与滋养功能,在师生行为指引与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突出法治内涵,注重培育师生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师生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营造高校讲法治、守规则的文化环境。同时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善于运用法治思维与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将法律作为底线的道德与道德的保障,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道德内容及高校管理、服务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观念及时上升为规则规范,引导师生崇德向善。

一是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学章程。章程是学校改革发展、实现依法治校的基本依据。2011年教育部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详尽地规定了大学章程制定的宗旨、原则、内容和程序以及核准和监督等重要事项。目前我校已经制定了章程初稿,正在全校公示并征求意见。通过制定章程首次对办学自主权如招生权、教学权、行政管理权、教学管理权、考试权、财政权、人事权等进行了具体规范,在办学特色和发展目标方面力求全面、准确反映广大教职员工、学生的意愿和共同的理念与价值认同,这部章程一旦通过将是我校依法治校的基本依据。

第五维,依法治校应是权力均衡之治。

二是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完善管理制度体系。2013年7月在全校组织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聚焦查找和解决“四风”问题,推进依法治校进程。把建章立制和深化改革决策相结合,制定整改项目20个,整改措施22项。重点围绕加强作风建设、合理配置办学资源、预防惩治学术腐败、去行政化、党风廉政建设等五个方面开展制度建设,坚持立改废释并举,新制定制度45条,修订制度23条,废止制度31条。

“权力应该被用来限制权力。”在依法治校构建的高校权力框架中,行政权、学术权与民主监督权之间相互制约,形成权力均衡格局。这种格局意味着各种权力主体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在结构方面保持相对独立自主,在功能方面是既良性互动又相互制衡的耦合式运行模式,在权力配置上体现法治精神、权利本位,坚持权力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保证分权与权力制约的统一。在高校办学的横向层面,高校应对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监督权力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包括明晰党政权责范围,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完善教授治学的体制机制;协调党政权力与民主权力,加强民主管理与监督。在高校办学的纵向层面,高校应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学校向学院放权,创新学院管理模式,确保学院有职、有权、有责。

通过此次教育实践活动,文风会风明显转变,“三公”经费较以往同期减少开支258万元,下降20.42%。在健全校内制度时紧紧抓住提高制度质量这个关键,恪守以师生为本的理念,坚持不调研论证不决策,使每一项校内规章都符合法律法规精神、反映师生意志、得到师生拥护。

依法治校的四种进路

三是忠实履行四项职能,推动学校科学发展。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特聘教授”“杏林学者”人才引进计划、“出国留学计划”等,打造高素质的师资培养队伍,为提高教学水平提供保证。在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方面,成立国际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所和华南中医药协同创新中心,积极申报省协同创新中心与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创新科技管理体制,增强科技创新活力与动力。在提高服务社会水平方面,通过加强附属医院建设,实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为社会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先后与清远、阳江、中山、东莞、英德和揭阳等市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推动产学研合作。

当前,与依法治校重大意义及美好图景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教育部等部门虽然近年来密集颁布一系列推进依法治校的关键性规章,但当前高校法治观念与依法管理意识仍较为薄弱,依法治校的制度与措施还不健全,高校管理者和教师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及依法对学生实施教育与管理的能力、意识还亟待提高,师生权利救济机制还不完善。可见,当前高校依法治校进程的推进仍为政府主导型,远未成为高校的自觉行为。这种以政府从上至下的单向推动为主要动力的法治模式虽然见效很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改革形势的发展,其边际效益在递减,毕竟依法治校的推进主体是高校。

四是落实师生主体地位,保障师生合法权益。在保障学生权益方面,建立了“学生校长助理制度”和领导干部联系班级制度,成立了学生创业学院和学生办事大厅,为学生提供“一站式”服务。制定并实施了转专业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学生自主选择专业,仅去年共有127名学生顺利转到自己理想的专业。成立了“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在保障教师权益方面,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成立校内教师申诉委员会,依法公正、公平解决教师与学校的争议。大力推进信息公开和办事公开,学校配置资源以及实施干部选拔任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岗位聘任、学术评价和各种评优、选拔活动,严格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接受师生员工监督。

那么,高校推进依法治校的路径何在呢?对照依法治校的图景,笔者认为,高校可以沿着以下四种进路推进依法治校。

五是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律信仰。师生员工的法治意识、法治精神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管理中,我校要求校领导带头牢固树立依法办学、公平正义、服务大局,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学校高度重视促进职能部门管理理念和方式的转变,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提高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依法、依规与依章办事和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的意识。健全师德建设监督机制,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对于广大学生,在日常管理中将平等自由意识、权利义务观念、规则意识、契约精神等理念,渗透到学生行为规则中,努力使法治成为一种柔性的文化。

一是在凝聚高校改革发展共识中深刻领会依法治校理念。

中医药院校推进依法治校要突破两个问题

必须将章程等法治的制度化成果作为实施办学、管理与服务的基本准则和依据,做到高校办学体系、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等重点领域的改革于法有据。

记者:中医药院校推进依法治校有何特殊性?

必须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黄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环境、发展理念、发展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中医药院校推进依法治校,提高办学水平的重要保证。

高校师生应深刻认识依法治校在高校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与重大意义,自觉增强规则意识、制度意识、法治意识。

中医药院校无论是制定学校章程还是谋划发展,都需要具有战略眼光和历史担当意识,既要豪情满怀又要脚踏实地;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又要考虑到发展中医药事业举步维艰任重而道远。只有把发展中医药事业融入经济建设大局、文化建设大局、社会建设大局和生态文明建设大局中,坚定不移地通过法治化予以实施,才能培养大批铁杆中医,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医梦。

二是在优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中有效落实依法治校内容。

记者:中医药院校依法治校有哪些需要突破的问题?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党政协同机制。高校应依法明确党委会、校长办公会议的职权范围和决策规则,合理界定学校内部不同事务的决策权特别是校内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健全决策程序,有关高校发展规划、基本建设、重大合作项目、重要资产处置以及重大教育教学改革等决策事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合法性论证,开展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建立完善职能部门论证、邀请专家咨询、听取教师意见、专业机构或者主管部门测评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机制。

黄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面向未来,需要重点突破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坚持教授治学,健全学术治理体系。高校应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积极探索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体制,克服实际存在的行政化倾向,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对分离,保障学术权力按照学术规律相对独立行使。学术委员会是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是高校最高学术机构,是高校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的核心,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高校党委、校长必须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尊重并支持学术委员会独立行使职权。

一是要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实现“管办评分离”。期待政府部门建立权力清单,明确管理权限和职责,综合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支持和保障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广东省正在先行先试,大力推进职权清理和编制权责清单工作,年内将公布省直第一批试点单位权责清单以及试点部门和地方纵向权责清单,这必将有力促进省内高校的依法治校进程。

扩大民主参与,完善师生监督与管理机制。高校应积极落实《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作为教职工参与高校民主管理和监督主渠道的作用,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制度、事务均应经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涉及高校发展的重大事项应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同时扩大教职工对高校领导和管理部门的评议权、考核权。积极拓展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渠道,进一步改革完善高校学生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学生自主管理。

二是积极推进中医药立法进程。当前,中医药在国家整体发展大局中的地位日益彰显,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我国亟须制定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医药专门法律,以保障、促进中医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已经公布并征求意见完毕,相关条款专门就中医药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规定。不久的将来,高等中医药院校依法治校,不光有《高等教育法》等教育行业法律的保障,还有中医药法这部中医药行业法律的保障,有了这两部法律就为中医药事业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法律支撑。

有效落实院系教学主体地位,完善内部管理架构。高校应根据学校实际和发展需要,科学设计高校的管理架构,推动权力下放给学院,规范高校内设机构的类别、职责、权限与分工,如可以通过编制高校审批清单、服务清单和责任清单开展权责清理与履职分析,厘清高校内设机构的职责权限。明确学院治理机构,完善党政联席会制度,明确院长负责制,健全基层学术组织。

三是在完善高校规章制度体系中切实维护依法治校权威。

建立有效的章程实施制度。章程是高校办学和管理的“总宪章”,上承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下接高校各项规章制度,构成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总依据。章程的生命在于执行,高校应以章程为依据与要求形成健全、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

提高制度建设质量。高校制定章程或者关系师生权益的重要规章制度,要遵循民主、公开的程序,广泛征求校内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重大问题可以采取听证方式听取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保证师生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如可以建立规范性文件听证制度、重大制度意见征求与解读平台或师生意见建议公开回复平台等。章程及其他制度应遵循法律保留原则,符合理性与常识,不得超越法定权限和教育需要设定义务。涉及师生利益的管理制度实施前应经过适当的公示程序和期限,未经公示的,不得施行。

建立规范性文件审查与清理机制。高校应按照法制统一的原则,指定专门机构对制度进行审查。对与上位法或者国家有关规定相抵触、不符合学校章程和改革发展要求,或者相互之间不协调的规范性文件和管理制度,应及时修改或者废止。建立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清理结果应向师生公布。新的教育法律、法规、规章或者重要文件发布后,高校应及时对照并修订校内制度。

四是在保障师生系列合法权益中大力弘扬依法治校精神。

应依据《教师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依法在教师聘用、职务评聘、继续教育、奖惩考核等方面建立完善的制度规范,明确高校与教师的权利与义务,保障教师享有各项合法权益和待遇,特别应充分尊重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的专业权力。

应当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基本权利,对学生进行处分应当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依据充分、程序正当,重教育效果,做到公平公正。对学生做出不利处分前,应当给予学生陈述与申辩的机会。

完善师生权利救济制度,依法健全校内纠纷解决机制。高校应把法治作为解决校内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方式,建立健全教师申诉或者调解机制及学生申诉机制,综合运用信访、调解、申诉、仲裁等各种争议解决机制,依法妥善、便捷地将因人事处分、学术评价、教职工待遇、学籍管理等行为引发的纠纷纳入不同的解决渠道,在处理教师、学生申诉或纠纷时,应当建立并积极运用听证方式,保证处理程序的公开、公正,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和效果,如可以建立师生不利处分听证制度等。

(作者胡旭阳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黄云平系浙江大学信访办副主任)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4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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